原标题 三个孩子共用一部智能手机：“网课”直播，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
作者 吕婉婷
据新京报此前报道，2月29日，河南邓州一李姓初三女孩和2个姐弟共用一部智能手机，疑因无法按时跟听“网课”，喝药自杀。3月1日，邓州市政府新闻办通报，李同学已送医治疗，无生命危险。该市扶贫部门表示，目前已实施救助和帮扶。
李同学所在学校从2月初开始线上教学，老师直播讲课，讲完课用手机发作业。孩子父亲透露，姊妹三人共用一个手机上网课曾有过争执，但二女儿服药自杀原因并不清楚。新京报记者报道，当地调查显示，李同学家中装有宽带，有两部手机，其中一部智能手机为其父于去年9月份购买，另一部可以拍照；姐弟三人轮流使用智能手机观看直播、录播上网课，用另一部拍照记录作业。
李同学的任课教师说，她的网课此前一直正常进行，并未因为无法在线上课，跟不上课程进度。如果情况如此，此前网友的担心、追问便是过虑了。但是，这不意味着这些担心、追问就没有意义。3月2日，河南省教育厅发通知要求“全面摸排每个学生的网上学习情况，家庭线上学习硬件条件，精准帮扶特殊困难学生群体”。在开展线上教育之前，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清楚班上学生的学习条件，必要时，根据真实的情况对教学方案作调整。我们都需要思考，当老师拿起手机、电脑，做起在线教学“主播”，对于老师、学生和家长意味着什么？
在过去这一段时间，作为网课最基础的设备，手机和网络（流量资费）并没引起关注。当它们在“网课”中成为教育资源，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教育资源的鸿沟。而这是线上教学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道鸿沟。
我们或许对未来的教育都有这样一个憧憬，足不出户，就能接受教育，甚至最终获得学历。到那时，熟悉的学校模式消失，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可能因为一张网而改变。然而，在这一场线上教育的实验中，我们还处在起点，这一张网对整个社会的公平、福利都提出了要求。
前段时间，我们发起过一次征集，寻找正在上“网课”的书友。在收到征集后，采访了其中三位讲述他们作为老师的“直播”日常。有的从中获得新的成就感，有的面临不小的挑战。我们在故事之后也专访了课程设计师方柏林，谈线上教学的应用技术。从最日常的线上教学细节开始，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。
“我在疫区上直播课”
江宁新一年的工作，始于2月4日，农历十一，立春。疫情阴霾笼罩下的湖北黄冈境内小城镇阳光明媚，透过口罩也能闻到春天。封城令下，非必要交通与行业停摆，在教育“停课不停教，停课不停学”的要求之下，江宁和同事们通过在线平台见到了彼此的面。他们要商量，接下来该如何开展接下来的线上教学。
“忐忑”两个字，写在这位小学英语老师的心上。早在假期接到各级教育部门延缓开学、部署网络教学的通知时，她就对工作有所不安：“生活在十八线的小县城，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是父母在外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，加上疫情的影响，一部分家长还被隔离……”
江宁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寄宿制小学，能来这里上课的孩子，家庭条件比农村孩子要好一点。江宁和同事们打立春那天起就开始跟家长沟通了解孩子情况，寻找因为家庭隔离不能参与线上教学的孩子：“尽量不漏掉一个，保证正月十七开始的线上课程能顺利开展。”
最终，孩子都联系上了，但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人都在线：有的孩子家里没网，有的孩子家里停电……乡下信号不好、停电是常有的事情，为了让每个孩子都不错过新课内容，老师们会把录下来的直播课视频和课件发到所有家长都在内的QQ群。
▲江宁在家作网上教学，受访者供图保障孩子在线学习，家长的配合是相当重要的一环。家长很少怠慢，只是应对突如其来的线上教学，有家长不知所措：软件不会用，多个群消息看的眼花缭乱。老师们耐着性子一个个沟通，把软件使用步骤一步步截屏给他们。
网课最大的优点在于时间、地点灵活，对于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学生来说，校方提供学习内容，学生自主掌握学习时间，将获得更好的效果。江宁所在学校，用共享课程录像的QQ群，实现了更为灵活的“非共时”学习。
而让所有孩子“在线”，对身处另一省份县城的马一平来说，却有着不小的挑战。
“在线”的门槛
“早上我看了眼我们班的钉钉群，还有十几个孩子没在群里。”电话那头，马一平说起孩子的事，便停不下来。他怀疑班主任没尽到通知的义务，只是在通讯公司与学校合作的“校信通”系统和班级微信群里发了条消息。
“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不用校信通，有的家长都换了手机号，老师们还不知道。”微信群里虽然家长都在，但大量的信息容易淹没重要的通知，最好还是私信家长。然而微信也不能保证孩子都能收到上课、交作业的通知。直到今天，全班67个孩子，马一平只收到过三十多个孩子的作业。
“那些家长从来不回你吗？”“从来不回。”
马一平身在某省县城公立小学，做语文老师。学校生源复杂，既有县城的孩子，也有来自远乡的留守儿童。城里疫情严重，过年期间实施隔离措施，有孩子家长甚至都没回家，由爷爷奶奶带。
“通过微信群联系学生，有些留守儿童因为爷奶不会玩微信，父母在外地，无法联系。学校要求明天开始用钉钉上课，但这些留守儿童怎么办？”2月9日，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“疫情下的工作”读者征集中，马一平写下了上述文字，留下了一张过去的课堂照片。教室显得有些拥挤，在城市中心人口向外疏散的政策引导下，他们学校每个班的人数名额，从四五十人涨到了六七十人。
▲课堂，受访者供图我们联系马一平时，学校已经在钉钉上开课了。马一平放弃用钉钉，改用学生人数也许会更全的微信，拉群语音授课。“60秒的语音，一屏一屏地发。”他自己的孩子上初中，要用他的钉钉账号上课，如果不换平台的话，二人彼此频繁的提示音也会干扰上课。
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不会用微信，操心的家长托人买了新的智能机，教老人注册微信。而对于不操心的家长，马一平也无可奈何。
家里条件差的孩子，硬件阻碍为在线授课设置了不低的门槛。当有的孩子在“钉钉”的评价页面发着微笑表情刷差评，有的孩子则在为对他们来说并不便宜的流量、稳定性不强的信号发愁。有的家里孩子多，同时上课家里的手机还不够用。
网上至今依然有人发着令人难过的声音：去医院用手机挂号很方便，为何需要排队？在线教育多方便啊，微信应该人人都有了吧？现代人熟悉了网络和物流带来的便捷，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与“均质化”相去甚远的世界。
马一平自己眼睛不好，手机看多了眼睛疼。他也担心孩子们的眼睛。“我家里条件算好的，有电脑，好多孩子一天都佝偻着背看手机。”小学上课时间没有很长，但马一平上初中的儿子几乎要在电脑前坐一天。
“我都不早做饭了，等他上完课再做，怕饭菜凉。”
“老师”，还是“主播”？
▲网络表情包2月4日立春那天，在成都一家补习机构当老师的“甲鱼”也开始了她的工作。2月9日，她对我们写下自己的工作故事：1月31日充当“工具人”角色，试验各个线上平台的效果，最后同时在一个操作最简单的平台和微信群中授课。
为了证明工作不划水，“甲鱼”的公司要求每天早9晚6钉钉打卡，发照片到工作群，还不能穿睡衣、素颜，为了“仪式感”。开始两天“甲鱼”对这种规定并不在意，直到第三天要开始和三年级孩子一对一的网课教学，才换上了平常的衣服，擦了口红，“想对学生正式一点。”
对于“甲鱼”来说，线上工作的工作量要大于线下，为了证明自己没划水，每天多了很多额外的制表、汇报工作。工作时间无限延长，经常要工作到夜里10点。“没人关心你该不会是应该6点准时下班，也没人觉得现在是下班时间就不应该找你说工作的事了。”
在填写“疫情工作”征集问卷的“甲鱼”，其实应该给一个孩子上课，但那个孩子睡过头迟到了半个小时。
“在等他的时候系统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头像，孤零零的，像一个无人问津的网糊主播。”
在网上流行的段子里，直播课的“老师”正在变成新的“主播”。有老师用起了李佳琦式的带货句式，带火了“主播式教学”：“同学们！同学们！你们的X老师来喽！老师要开播了！”“这道题是经典考题！今年要考！要考！一定要考！”学生也和老师在直播时玩起了“刷火箭”“谢谢老铁的火箭”“老铁666”……“怂老师VS熊孩子”的段子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有所更新：
“有的班过分活跃，我把他们班主任拉进来维持纪律，不到1分钟，班主任自己退群了（哭）。他们班名字五花八门，光易烊千玺的老婆就有5个。”
在“甲鱼”公司的教学中，初中生比较害羞不愿意开摄像头，会熟练使用打字功能在评论区轰炸，“刷火箭”很常见。在湖北黄冈江宁的教学中，则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。她所在的学校，语文、数学是小班小学，英语则要上500人的大课，教英语的她无法与孩子即时互动。
因为直播课要录视频，江宁上课的压力比较大：不能出错，表情要丰富，声音要能吸引孩子，要好好研究课件，“如果课件粗糙甚至缺乏吸引力，孩子就很容易走神，所以一个合格的线上老师不仅是要有很强的讲课能力，还要有很强的教研能力。” 为了让孩子专心听讲，江宁说自己过年红包都没发出去，表现好的孩子，等复课了给他们买礼物。
“甲鱼”吸引孩子注意力的方法则更多：跟孩子用掷骰子和抢答器互动，激发他们的回答兴致；跟孩子玩画画游戏，用画笔来相互Battle。她没觉得当“主播”有什么不好，但她还是想念线下和孩子的互动：
“我很喜欢和孩子有一些肢体上的亲近，比如假装要去挠痒痒，我手还没伸过去他们就已经痒得四肢蜷缩，嘻嘻哈哈地笑着了；冬天的时候我手总是很冰凉，有些不听话的小朋友我就轻轻把手伸进他们的后面脖子里，请他们吃‘手冰棍’，每次也是收获嘻嘻哈哈一大堆，我现在还蛮怀念这些真实的温度。”
江宁也怀念线下教学的日子，但她也想把直播课上好。“如果以后我的孩子问我‘妈妈，你年轻的时候还当过主播啊？那你是网红吗？’我都想好了怎么回复，‘这一切得从一只蝙蝠说起……是不是网红，得学生说了算……’”
课的另一种可能？
“其实我觉得，在线课程不应该教语数外。”马一平感觉自己的理论，在旁人听来可能有点“大逆不道”。他说学校校长因为与他教育理念不合，一直不待见他。
马一平对学校的线下教育有很多意见：老师不认真教作文，学生考试交上来的作文几乎一模一样，明显是照着范文背的。学生上课基本上没有反应，“连笑都不笑，才多大的孩子，就失去了童真。”
马一平不满规训式的教育，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“听话”。孩子长大后失去了求知和质疑的能力，没有人会问问题。这样的课堂到线上之后会造成了更多的问题，学生将更加被动。
“你说以后复课了，我们这些学过的内容，是重教一遍还是不教呢？”马一平觉得不如在最近一段时间让孩子学一些平时很少学习的课程，比如美术、音乐、体育，让孩子多读一些书。马一平笑着说有些领导想着在停课时间“弯道超车”，可现在的条件，怎么超的过呢？再说现在所有人，谁不在努力向前呢？
“灾难面前没有胜负而言，只有奋不顾身相互搀扶走过阴霾。”一名ID为@灯笼火把的网友，在《Aqua》演奏视频下，留下了这一句。
2月24日，江宁发来新的消息。她在23日接到校长的通知，要求各班在网络教学中不上新课、以复习为主，提供资料供学生自主预习；各班不许强制打卡，不许在群里通报未上课学生名单；各班保持群安静，不要消息满天飞。
同一天，马一平在朋友圈分享了蔡朝阳的文章《最好的“停课不停学”，就是读书》。微信里，他也发来了新消息：“今天听楼上邻居说，他孩子在另一所初中，每天跟在学校一样，早上六点早读，晚上到九点结束。要打卡的。”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江宁、马一平为化名）
对话课程设计师方柏林
▲方柏林，笔名南桥。教育研究者、译者，从事课程设计工作，现居美国。线上教学可考虑错峰授课
新京报：现在国内网课大热，据你观察有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？
方柏林：网课匆忙上马，老师、家长对网课不堪重负。首先，网络基础设施并不齐备，供应商的服务器面对大规模访问，纷纷当机。第二，老师多半缺乏网课经验，网课对学生也是新生事物。目前最紧要的事，可能还不是网课，而是教育部门需要重新考虑目前这一批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范围，进行适当调整，该缩减的缩减。不要试图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把同样的内容，强压入缩短的时间内，让学生、老师、家庭都不堪重负。
新京报：也就是说如今网课不应该与线下授课的内容一致？网课适合教授什么样的内容呢？
方柏林：总的来说，线下上的内容，线上大部分一样可以完成，但是不能考虑在方法上照搬线下的模式。比如有的老师一开始做网课，是让人将自己在讲台上讲课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录下来，放到网上，其效果一般不会太好，因为学生在家，在电脑面前，注意力撑不了那么久。
新京报：网课安排还可以有哪些调整？比如学时安排？
方柏林：在学时上，可优先考虑错峰上课。在封闭隔离期间，不少家庭家长也在家办公，而家中设备不一定齐备，可供所有人同时使用。网络教育和网上办公的优势是给人在时间上的一定自由度。学校不要复制平时上课的模式，而是安排半天的任务。在恢复正常之前，不妨考虑家庭的现实情况，用“半日制”方式网络上课。上班的公司是否也可以这样？或许借此契机，你们可以重新考虑朝九晚五这些基于时间消耗的工作和学习模式。
“只能直播”是一种对网课的误解
新京报：你对目前网课中常见的直播课怎么看？
方柏林：人们对于网课有各种误解，比如直播课很多。网络上课应考虑“非共时”（asynchronous）学习和“共时”（synchronous）学习的有机结合。在美国，大部分网络课程是非共时的。网络学习的时间计量单位，未必是一节课，而是一周。学生可通过自己的时间，在一周规定的期限前完成。这对于缺乏自律的中小学生可能难了一些，但对大学是可完全做到的。它也是对学生时间管理能力的修炼。
另外需要打破的一个错觉，是网课就必须百分之百时间盯在电脑面前。家长也担心小孩使用屏幕时间过长，影响视力，他们为此感到焦虑。真正好的网课，是在线上发布任务，学生线下完成，在线提交学习成果供老师检测。
新京报：那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，网课应该以什么形式存在较为合适？他们时间管理能力没那么好，手机对他们的诱惑又比较大。
方柏林：学校可以一天分三段时间教学，例如：早晨特定时间共时教学，老师发布事先完成的讲课视频（可包括已有的教育部门制作的视频），学习所需的其他资源，如果有疑问在哪里提出自己的问题，最后发布当日作业任务。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，让学生去看视频，完成当日任务。这中间学生可以有一定灵活度，比如可以自己决定先完成哪一门课的作业，是否和同学在线讨论等。下午特定时间，重新在线上课，讲解作业，对教学视频答疑解惑。
手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诱惑都很大，因为智能手机已经打破了休闲娱乐、工作、学习的很多界限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这些诱惑，首先，要以有趣、挑战的学习任务吸引学生。第二，以学习结果导向，平衡学习时间导向，比如学生学习能力有差异，有的问题学生一看就会，有的学生需要看多少遍，这都是在线学习的长处（比如视频可以重复看），不妨加以利用。第三，应该加入一些测评增加学习。如果有测试，最好做成那种帮助学习的“形成性测评”（formative aseessment）， 其目的是帮助学习，而不计入总分。何为“形成性测评”，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测评改进学习，拙著《过剩时代的学习》（华东师大出版社）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。
另外，学校还可以制定一些在线学习的指引，回应可能会对学生形成挑战的问题。例如：
（1）告诉学生过度在线对健康的弊病。
（2）告知学生如何在电脑、手机检测自己当日的在线时间，和时间分配任务（比如多少时间用在了社会化媒体上），不少智能手机是有这个功能的。
（3）发布一个每日时间的登记表，让学生随时填写，对自己的时间利用有所反省；
（4）发布建议性的自由学习时段的计划，帮助实在无法自律的学生。
平台选择，就低不就高
新京报：网课的平台和工具有什么选择上的讲究？
方柏林：在技术平台和工具的使用上，应就低不就高，找使用的最大公约数。不要使用只有学校、部分老师才有的应用程序，让部分学生打不开、用不了，或是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开。老师需要仔细考虑工具使用上的极简主义，不要考虑做得多美多炫多复杂，花里胡哨的点缀无助于学习效果，甚至形成干扰和额外的认知负荷。
新京报：但现在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，很多老师在直播课中为了做课件费劲心思，还采用很多线上直播的互动手段，有的老师还学起了李佳琦网红“带货式“教学，这些是否也是额外的认知负荷？
方柏林：美国的在线学习，我已经很少听说“课件”（courseware）的概念，更多听说的是learning object， 它有点类似于课件一说，但实际上可能是Word 文档，可能是PowerPoint， 可能是老师的视频。老师是不被要求制作技术复杂的课件的，比如各种flash 做出来的课件，其中充满视角效果复杂的转换等。这对老师来说是强人所难，而且效率低下。因为制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，而且不一定有助于学习。其中的道理，大家不妨看看麦克卢汉（Marshall McLuhan）关于冷媒体和热媒体的相关说法。
我作为课程设计人员，也不懂得如何设计复杂的需要高技术水准的课件，我不会，也不必要知道。更需要老师理解的，是如何在Word文档、PowerPoint演示这类平时也在制作的文件中，增加设计元素，使得信息的呈现高效而且美观。貌似低端的“文件”用得好，效果超过费尽心机制作的高科技“课件”。
另外，学习体验需要设计，我上面说的分段学习，其实是想遵循一个人学习常规所需的历程，例如学习者需要知道到底一天要学什么（learning objectives）， 需要有人讲解内容（content presentation）， 要有时间消化学习内容（processing learning）， 需要通过测评检验学习效果（learning assessment），如果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，就应该考虑这些过程。
老师在讲课中的网红式教学，如果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无可厚非，但是不要本末倒置，把老师的“教”，完全替代学生的“学”。老师应该像是一个助产士，把学习的效果引导出来，这是更紧要的事。
“在线”与教育公平
新京报：关于技术硬件，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边远地区硬件条件，可能无法支撑起网课的需求。而网课刚刚兴起的时候，似乎被视作优势教育资源帮助边远地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你如何理解网课与教育公平的关系？
方柏林：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好。远程教育里的一个很大共识，是大部分人不愿意通过远程教育学习，但又希望有远程教育的选择。不愿意远程学习，是面对面的学习效果往往更好一些，但是大家又希望有远程教育的选择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条件，去参加特定机构面对面的学习。比如哈佛的公开课，西藏养牦牛的牧民和上海上班的白领都可以去看，去听。这里面的潜力巨大，在美国网课已经非常普遍，但是国内始终推广缓慢。
偏远地区网络和硬件设施欠缺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美国每个偏远地方都有公共图书馆，图书馆里有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，这能解决很多问题。
中国教育机构如果希望远程教育常态化，需要仔细考虑向偏远地区的学生发放一些硬件配备，比如平板电脑。另外要有“村村通”铺路的精神，让网络宽带村村通，户户通。不让一个孩子拉下。一些高科技企业可以折扣的价格，为偏远学区配备这些基础设施。例如苹果公司在教育上是花了很大心血的，和很多学区配合，实施一个学生配一个iPad这样的1+1方案。从长远来看，尽管苹果自己为此赔本，他们培养出了终身习惯使用苹果产品的用户。这种放长线钓大鱼，对他们也是合算的。
在目前的条件下，智能手机是比较普及的，可通过智能手机和流量的配备为重点考虑对象，作为学习的终端。移动学习的概念目前大家不怎么说了，可以重新提起来。
▲2007年电影《遥望南方的童年》剧照。目前的在线学习，或是未来工作方式的预演
新京报：关于线上教育，有很多学生不满“钉钉签到”，仿佛自己的生活被监视，也有老师不满加班过多，比如为了证明自己一天没有旷工，多了许多填表、汇报的工作。有上班族评价说让孩子们也提前体会一下工作人士的日常，但这是不是反映出，我们工作流程管理被机器和程序主导以后，存在不合理的一面？
方柏林：我对该软件不熟悉，但是我感觉这种“签到”，还是“替代”（substitution）模式。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教育，目前是围绕“在座时间”（seat time）开展的，自然，在线教育就希望将其替代为“在线时间”（online presence）。但是远程教育的最终优势，是它能攻克“时间、地点、学习进度”的三座大山。如果时间地点上仍不能灵活，也不能照顾学习者进度快慢，那可以想象，一旦特殊情况（如瘟疫）结束，人们很快就把在线教育甩到脑后，因为它并没有发挥优势，反而暴露了很多问题，对学习者、教育者、家长都造成了负面效果。要想发挥进步，必须将时间概念打乱了然后重组，必须利用在线的优势，让学得快学得慢的人都能进步。
我希望目前的在线学习，也是对未来工作方式的预演。很多办公室工作，是可以在家或者在家和单位之外的第三地（例如咖啡馆）完成的。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些优秀的公司，比如Wordpress所在公司，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员工一直在家办公，已经很多年了，公司发展得也很好。这种工作方式，也需要不一样的管理。老板应强调结果导向、员工激励、高效沟通，而淡化过去的“命令与控制”思维导向下的微观管理。
新京报：除了学生和老师，家长其实也快被网课“逼疯”了，上课时间通知得不清楚，多门任课老师给出的作业要求有时间冲突，孩子管理能力不行只能家长上。线上教育带来了很多额外的时间成本。有家长表示不耐烦。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？有没什么办法能够大大减少管理上的时间成本？
方柏林：这有两个办法，家长不要做“直升飞机家长”，除了必要的资源购买和应用下载之外，对学习少加干涉，必要时允许小孩在小环节的失败，让其在失败中得到学习。他们自己得来的教训才记得牢。家长抓得越多，孩子自己的自我推动力会越弱。我觉得家长有时候时自己把自己逼疯的，有些竞赛和课外学习是小孩不必要做的，要硬推小孩去上，自己又缺乏支持能力，不疯才怪。恕我直言，疯了活该。另外小孩的成长，也不光是“搞学习”三个字可以概括的，让小孩像一个小孩那样成长，让他们贪玩一点，发点呆，都是可以的。
另外，学校、老师最好还是不要安排让家长参与的作业。有的农村小孩，是留守儿童，爷爷奶奶或许字都认不了几个，如何参与？任何教学，如果考量的是家长的水平，那就是错误的，除非是有教学任务，让小孩带动家长一起进步。
▲电影《孩子那些事儿》（2010）剧照。在不解决高速网络和终端的情况下，网课直播不应该是远程教育的主流
新京报：有人文领域的高校老师对网课直播表示怀疑，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上网课不如在家好好看书，你认为哪种方式更好呢？高等教育阶段，网课的作用是什么？有必要采取直播课的形式吗？
方柏林：在不解决高速网络和终端的情况下，网课直播不应该是远程教育的主流，这一点肯定是出现偏差了。如上所述，这是替代型思维。就好比我们做文学翻译，这种教学是直译死译，而非寻找动态对应。
至于用看书取代上课，我觉得可取的思维是学习（learning）大于教学（schooling）， 看书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。但是不可取的思维是二者并非非此即彼，比如同一本书一个班一起看，然后在线讨论，可以呈现不同视角，这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学习。另外读书好比给思维补钙，套用一句广告用语“吸收是关键”。不同学生的吸收力是不同的，不要以为扔一本书给学生，它们就能够获得一样的营养。一本书如何和其他书关联，书和作者怎么关联，书和时代怎么关联，都是大有学问。我所在单位常年组织读书会，我深深感到群体读书并讨论的好处。读书不一定只是一个人的事。
▲纪录片《盗火者》（2013）画面。新京报：网课系统的建立仅是老师的任务吗？
方柏林：网络课程的部署和实施，除了老师之外，还有像本人这样的课程设计师、课程管理软件的管理员、学生技术服务台等人员或者机构，帮助老师和学生解决相关的网络学习问题。网络课程的制作和实施，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。眼下，中国不少老师还要兼顾防疫抗灾的任务，突然间又要改变方式上网课，等于是腹背受敌，压力山大是难免的。但愿大灾之后，学校应该改变自己的网络教育部署，并将其纳入战略重点。
新京报：关于网课，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相关从业者吗？
方柏林：我建议国内教育界同行多看看美国网络课程设计的实际操作类图书，例如：Small Teaching Online： Applying Learning Science in online Classes，作者是Flower Darby和 James M。 Lang。有时候这类图书只讲技术，或者只讲理论，此书讲的是网络教学中技术、教学方法、教学内容如何互相调整与改变。如果还没有引进的话，值得引进。
